【本文来自《给阿嫲的情书上映一个月了，新加坡的县级融媒体，还在冲中国破防》评论区，标题为小编添加】

说到这个沈某某，说到电影，我忽然想起当初看过她给一部湾湾电影写的影评。刚才找找，是她2010年所写对湾湾电影《台北星期天》的评价。

巧的是这部电影反映的是菲律宾外劳在湾湾的艰苦生活片段，同样是讲述外来人在异国他乡谋生的种种。只不过马来西亚导演何蔚庭善于从泪中榨笑，把底层外劳的不堪生活用城市轻喜剧进行了包装，营造了一种刻意的温情，旁观的欣慰。

对于这样一部用喜剧包装苦难，用笑声掩盖艰辛的电影，沈大记者的评价是“它（影片主要道具红沙发）是家的寓意，是人在异乡，对乡愁的寄托，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导演选择的视角让我产生共鸣”“看到了不一样的台北，看到了经常被忽略的外劳和外佣”。

全文时时处处都显示着沈记者对菲律宾外劳外佣的理解，对底层的同情，对漂泊异乡谋生者的情绪抚摩，对异乡人与家乡之间感情联系的感同身受，看上去既温馨又共情。沈记者诚为善人妙人有情人。

但同一个人，对待一部同样讲述在海外艰难谋生的异乡人的乡愁、无奈、痛楚的电影（甚至两部电影都选择了一个可以象征家和家乡意象作为切入点——沙发与信件），却在15年后产生了截然不同的评价。中国电影成了“统战武器”“情感绑架”和“认知作战”，沈记者此时的态度可谓刻薄而冷峻，严厉而隔膜，口气生硬，面目凝霜。

两相对比，这时候沈记者那些慈悲满满的善解人意，那些温情脉脉的爱人能力怎么就都消失了？是什么让沈记者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是时间？是年龄？是因为电影的主题还是电影的来处？湾湾的就是抚慰人心，中国大陆的就是包藏祸心？讲菲律宾外劳就充满温度，讲中国华侨就只剩态度？呵呵。

所以，龙应台不是孤例，而是代表了一大批所谓华裔文化人看待中国的普遍心态和观念，称为“龙应台现象”可也，称为“高华文艺”“矫情文学”亦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