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

前面就提到过，华盛顿特区有非常多的地标建筑。在这些地标建筑中，我最想去的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林肯纪念堂。我对林肯没啥特殊感情，但我超级喜欢《阿甘正传》（Forrest Gump）这部电影。阿甘和珍妮在林肯纪念堂前的倒影池中奔跑相拥的镜头，就跟洛奇奔跑上费城艺术博物馆的镜头一样，都是足以影史留名的经典镜头；每次看《阿甘正传》时，都希望有朝一日去倒影池实地看看。

然而我最终还是没去，实在是连博物馆都来不及看……

华盛顿特区可能是全世界博物馆最集中的地区，有超过80座大小博物馆（算上纪念馆、故居之类，超过100座），其中的20多座属于拥有独立馆舍的大型博物馆，大部分都隶属于史密森尼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史密森尼学会是个称得上“人类文明之光”的组织，旗下包括21座博物馆（美术馆）、21座图书馆、14个研究与教育中心，以及国家动物园，拥有超过1.57亿件藏品（包括艺术品、文物、标本）。这个学会根据其创始人的意愿，致力于增进和传播知识，因此运营经费由联邦政府资助，全年无休对公众免费开放（一年只休圣诞节一天）。我在旅行前做攻略那阵子正赶上联邦政府罢工，这些博物馆受影响关了门。好在我飞美国之前，联邦政府已重新开工，华盛顿的博物馆也随之重新开始了“营业”。

▲其实我已经看到了倒影池前的华盛顿纪念碑，没过去。

▲华盛顿特区最打眼的建筑之一，就是这座史密森尼学会的“城堡”

▲欢迎来到史密森尼艺术与工业大楼

艺术与工业大楼（简称 AIB）早已不只是一座博物馆，它更是美国国家历史的一部分。140 多年来，这里始终是伟大创意的汇聚之地，如今，它正准备开启自己辉煌历程的全新篇章。

1876 年 世界博览会催生全新博物馆

世界博览会在费城开幕，本次盛会兼具双重意义：美国国会决定，将门票收入用于为华盛顿特区的世博会展品修建一座永久展馆。整整 60 列火车的奇珍展品被运往史密森学会，用于公开展示。

1881 年 总统一手揭幕启用

美国第一座国家博物馆正式落成，开幕首秀便是詹姆斯・加菲尔德总统的就职舞会。在大楼圆形大厅内，一座巨型 “美利坚之神像” 点亮了爱迪生全新发明的电灯，象征着 “美国的技艺、天赋、进步与文明”。

1910–1980 年 国家瑰宝在此陈列

这里被誉为 “美国奇迹殿堂”，无数民众慕名前来，亲眼见证蒸汽机、贝尔电话等全新发明；《星条旗》原作、首任第一夫人礼服藏品、圣路易斯精神号飞机、首批月岩等国宝级文物也在此展出。艺术与工业大楼还孕育了 7 座独立的史密森尼专题博物馆，包括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等。

2021–2022 年 「未来」特展焕新重启

时隔 2004 年后，这座大楼首次重新开放，重磅推出「未来」主题大展 —— 这也是国家广场上首个整栋建筑联动的未来主题探索大展。本次特展通过海量互动装置、艺术作品、前沿科技与先锋理念，为数百万游客提前勾勒了人类文明的下一段发展篇章。

▲史密森尼学会正门

▲学会位于华盛顿特区的这些博物馆，全都免费。在华盛顿这座城市，光是看博物馆就能看好几天

▲背景里的是美国国家美术馆

我首先去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Smithsonian Institution's National Air and Space Museum）。早就听说在华盛顿的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可以看到航天飞机和SR-71黑鸟侦察机，这两个大家伙都属于特殊年代的特殊产物，空前绝后极度稀缺，毫不犹豫将其列入心愿单前排。航天飞机大家都知道，就不用多说了；SR-71黑鸟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飞机，创造的各种世界纪录至今都未被打破。我很小的时候就对这架传奇飞机醉心不已，在我看来这是人类建造过的颜值最高、科幻感最强的飞机，更胜于B-2隐轰。

结果呢，由于功课没做好，我闹了个乌龙——我在博物馆里转来转去都没找到黑鸟和航天飞机，照理说这么大的两架飞机想藏也藏不起来吧。询问了工作人员才知道：由于市区的主展馆面积太小，“发现号”航天飞机、SR-71黑鸟、协和式客机、B-29轰炸机等大型飞机陈列在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附近的分场馆。分场馆距离主场馆要一个小时车程，于是我就放弃了——反正这次没看成的博物馆多着呢，也不差这一个。

相较于之前在夏威夷看的珍珠港航空博物馆，那边陈列的主要都是二战时期老飞机，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则更侧重于展示美国航空航天的历史和文化——从莱特兄弟如何制造第一家飞机，一直讲到阿波罗登月计划，以及对未来的憧憬。不得不承认，美帝在航空航天领域，那真是一步一个脚印稳扎稳打探索发展，从无到有实现了诸多工业奇迹，走过很多弯路、也走进过各种死胡同。而我们中国民航则属于不可思议的“跨越式发展”，直接摸着鹰酱过河，之前从未制造过任何民航客机，直接一下子干出了商飞的大飞机。博物馆里唯一来自中国的飞行器，是大疆无人机。美国人其实也意识到，无人飞行器是未来的大势所趋，然而这条赛道显然已被中国“弯道超车”。

展厅里有一家真实比例的X战机（“星球大战”中的经典飞机），让我这个曾经的星战迷心潮澎湃热泪盈眶，我再一次确认了我真的是被美国文化浸润着长大的。如今再看《星球大战》系列电影不免觉得有些幼稚老套，特别是新拍的一些续作更是吐槽无力看不下去，然而这个系列在我心目中曾是不可超越的经典。二十多岁的时候，我可以从清晨到深夜一口气看完星战六部曲，至今仍记得那番荡气回肠。我从未想到有生之年还能见到X战机的“实物”，虽然这玩意儿一看就不符合空气动力学，甚至还需要用机炮这种老掉牙的武器在视距内进行“狗斗”，却满载着我年少时的情怀。

▲航空航天博物馆西侧的倒影池

▲正门入口

▲华盛顿的共享电单车，收费估计不便宜

▲我想看的是这两位大佬，结果功课没做足，跑错了场馆（图片来源：网络）

▲黑鸟和航天飞机都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空前绝后。高超音速飞机和航天飞机的技术路径都已经被否定——成本高、维护困难，划不来（图片来源：网络）

▲既来之则安之，这里随便看看吧

▲星球大战里的X战机，代表了50年前人类对“天顶星科技”的幻想

▲这次参观了好几个飞机驾驶舱

▲上面是道格拉斯DC-3，下面是道格拉斯C-47，都是传奇飞机。二战时飞驼峰航线的就是C-47

▲美国航空博物馆很多，但这个博物馆在航天方面应该是最专业的，毕竟是国家队。这张图是土星五号和其他火箭的对比——土星五号是人类历史上推力最大的运载火箭，也是目前唯一能完成载人登月任务的火箭

▲土星五号的发动机——仍旧是迄今为止人类建造过的推力最大的发动机

▲人类首次登月任务的阿波罗11号返回舱——真品！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就是坐这个回到地球的

▲2004年送上火星的漫游车——“勇气号”和“机遇号”的复制品

▲阿波罗月球车的复制品——人类唯一在地球之外驾驶过的载人车辆

▲阿波罗登月任务专用的哈苏500型相机，所有阿波罗登月照片，都是由这一款相机拍摄

▲旅行者1号、2号探测器所携带的金唱片的封套复制品。我读小学的时候就知道这张金唱片，看到实物相当激动

▲另一个展厅展示了人类从航空梦想到实现动力飞行的全过程。这是19世纪发明家对动力飞行器的原始设计，当时就定义了飞机的三大核心要素——固定机翼、螺旋桨推进器、机身

▲19世纪的滑翔机

▲早期对飞行机器的探索，这些探索奠定了飞机的雏形

▲1903年莱特兄弟制造的人类首架动力飞机复制品

▲飞机一诞生就很快军用化，这是全世界第一架军用飞机

▲1907年的时候，世界上最快的摩托车创下了136英里时速的记录，而飞机最高时速只有47英里。但飞机这条技术路线一旦开启，必将势不可挡地开始全面超越

▲短短十多年的时间里，飞机就进行了快速迭代发展

▲探索时期设计的蒸汽动力航空引擎，由于笨重低效，完全不适合安装在飞机上

▲早期军用飞机上用的直列式引擎，活塞式引擎的老祖宗

▲美国第一艘军用飞艇上的的直列式引擎

▲气缸呈夹角排列的V型引擎，这个经典设计一直用到现在

▲螺旋桨飞机上又发展出气缸围绕中心曲轴的星型引擎

▲成熟的大马力星型航空引擎，广泛装备于二战时期的各种飞机上，是活塞式航空引擎的巅峰

▲1930年代的波音314水上客机，由于还没有成熟的陆基机场，走的是水上起降技术路线

▲末代大型活塞式民航客机道格拉斯DC-7

▲现代大型民用涡扇航发

▲罗罗的大型涡扇航发

▲航发的剖面图，虽然看不懂，但钢铁直男就是会觉得很赏心悦目

▲作为一个钢铁直男，只消看看这些复杂精密的机械就能产生多巴胺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中唯一一件中国的展品——初代大疆精灵无人机。

亚洲艺术博物馆

看完航空航天博物馆后，我去了同一条街上的亚洲艺术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Asian Art）——这座博物馆由弗利尔美术馆（Freer Gallery of Art）和赛克勒美术馆（Arthur M. Sackler Gallery）两个展厅合并而成，对我而言又好像老鼠掉进了米缸，这座博物馆的藏品规模和水准，与大都会的东方文物展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弗利尔美术馆得名于美国的实业家、收藏家弗利尔（Charles Lang Freer），这位收藏家痴迷于东方艺术，认为中国和日本的传统美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所喜爱的美国画家惠斯勒（James Abbott McNeill Whistler），从19世纪末就开始收藏东方艺术品。

亚瑟·M·赛克勒这个名字我在大都会博物馆那个章节里就提到过——《药师佛经变图》正是他从卢芹斋助手手中购得、并捐给大都会博物馆的。谈到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赛克勒是绕不过去的一个人，他生前是世界上拥有最大规模中国文物的私人收藏家，一生收藏了数万件藏品。

那么赛克勒哪儿来的那么多钱搞收藏呢？

赛克勒他们家族，正是传说中的犹太富豪。亚瑟·赛克勒他们一家在一战之前就移民到了美国，亚瑟·赛克勒还有两个兄弟，他们三个人都从医学院毕业进入了医疗行业。赛克勒三兄弟不仅对医疗技术进行了革命（据说超声波诊断就是亚瑟·赛克勒率先使用的），并且凭借着犹太人的经商天赋，对医药营销进行了革命——比如向医生直接推销药物、用数据和论文包装药物来做广告等方法都是他们在医药行业首创的，赚得盆满钵满。赚了钱之后呢，赛克勒及其家族就到处收购艺术品，到处资助博物馆、大学——包括大英、卢浮宫、大都会、古根海姆等世界上最著名的博物馆，以及哈佛、牛津、耶鲁等顶级学府，这些地方都有不少以“赛克勒”命名的展厅或机构。就连北京大学里面，都有一座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赛克勒”这个名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了文化精英的象征。

但是赛克勒创造的医药营销方式，后来触碰到了一条红线，令其家族身败名裂。话说赛克勒家族的制药公司，在1996年推出了一款叫奥施康定（OxyContin）的阿片类止痛药，在明知其具有高度成瘾性的情况下，通过广告营销将其包装成“低成瘾性”的“安全药物”，在数十年的时间里导致了数十万至上百万人的死亡，成为了美国近几十年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这件事情被媒体曝光后，这一家族之前的“捐赠善举”，被重新定性成了“塑造声誉”、“洗白贩毒获得的黑钱”、“掩盖财富来源”，各大博物馆纷纷与之割席断交，改掉了以“赛克勒”命名的展厅名称。比如大都会的7个展厅（包括丹铎神庙展厅）、卢浮宫的东方文物展厅、古根海姆美术馆的“赛克勒中心”、大英博物馆的相关展厅……都已经将其除名。

然而亚洲艺术博物馆的东展馆，依然叫做赛克勒美术馆——理由是，亚瑟·M·赛克勒早在1987年便已去世，与其家族后来的行为无关。但也有人认为，亚瑟·赛克勒是医药营销的始作俑者，后来因为这种营销手段而引发的药物滥用的问题，他难辞其咎……

▲亚洲艺术博物馆由两栋通过地下相连的建筑组成，西边的是弗里尔美术馆

▲东边的是赛克勒美术馆

▲北大也有个赛克勒博物馆（图片来源：博物馆官网）

▲大都会博物馆的“更名告示”

▲由于是两座美术馆打通合并，因此亚洲艺术博物馆的结构相当奇怪，要不是我在外面逛了一圈差点就错过了东楼

▲弗利尔美术馆的镇馆之宝——孔雀厅。号称是19世纪唯美主义艺术的巅峰杰作

▲老实说，我欣赏不来这种风格……

亚洲艺术博物馆有两座造像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首先是一尊11世纪的古格银眼造像。真正的古格银眼存世极少，属于“传说”级别的造像珍品，在此之前我只见过一尊半：其一是托林寺前几年挖出来的，疑似“破四旧”期间有人试图将其毁坏而未能成功，于是将其埋在院子里避祸（详见《西藏西部中印边境考察手札（中）三道门户》）。那尊古格银眼挖出来时已断臂缺足，身上有刀劈斧凿的痕迹。其二是在西藏阿里的狮泉河博物馆，非常迷你随身供养造像，眼部有嵌银，介绍说是“古格银眼”。但据我判断那个并不是“古格银眼”，而是“克什米尔银眼”，所以只能算“半尊”。除此之外，网上找到的一些所谓“古格银眼”造像图片，基本都是当代伪造，人为做旧痕迹明显，装饰风格也不符合阿里地区造像的特征。

亚洲艺术博物馆的这尊古格银眼为持莲观音像，品相完美，包浆自然，花带、头冠等易于损坏的构件均完好，眼部镶嵌的白银煜煜生辉。西藏西部早期造像体系融合了犍陀罗晚期的克什米尔风格和南亚的帕拉风格——宝冠上的佛像、耳朵上的花、宝冠两旁的飘带，都是克什米尔造像的典型特征；而赤裸的上身、臂钏、花带、腹部卷肉等，则源自于南亚的帕拉风格造像。这尊持莲观音身上的花带、衣纹等特征均与我在拉达克阿奇寺（Alchi）见到的12世纪泥塑观音像如出一辙，可以作为这一造像体系的断代标准器。后来由于克什米尔地区的佛教被伊斯兰教消灭，藏传佛教后弘期的造像，则更多受帕拉风格和尼泊尔风格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古格银眼被陈列在南亚展厅，跟一众印度、尼泊尔、犍陀罗造像摆在一起。作为一个日常生活在“政治正确”语境下的中国人，看到古格被划到南亚，终究感到有些不安。不过呢，从艺术风格上来看，古格造像确实与南亚一脉相承，假如跟褒衣博带的汉地造像放在一起反而会显得突兀。亚洲艺术博物馆另有一个专门的藏传佛教造像厅，都是一些平平无奇的小型造像收藏，年代上限13世纪。古格银眼这样的绝世珍品若是跟这些平庸货色放在一起，恐怕也不大合适。

▲生平第一次见到品相如此完好的古格银眼，可以作为古格造像的断代标准器。大家注意看，这尊观音手持的莲花跟汉地持莲观音的塑造方式非常不同，采用了非常曼妙妖娆的艺术手法

▲拉达克阿奇寺的12世纪泥塑四臂观音，风格高度一致（图片来源：网络）

▲宝冠上的坐化佛是早期观音像的特征之一。双眼采用了嵌银工艺是其被称为古格银眼的原因，但嵌银工艺并非古格首创

▲下半身裤子上的纹饰、花带，都是典型的南亚元素，你在西藏啥时候见过有人这样穿衣服了？

▲这尊佛像可以多看几眼，在别处真的看不到。我走了这么多博物馆，木雕水月观音看到过好多次，古格银眼就这么一尊

▲这是我从家里造像画册上翻拍的，银眼可算是犍陀罗晚期克什米尔地区的一种风格

▲托林寺前两年在大殿门口挖出来的古格银眼，已被砸得斑驳不清，身上很多特征配件都已缺失，通过其裙裤、耳朵上的花、臂钏、宝冠和项链的样式，可以确定属于早期西藏西部造像体系。值得注意的是，这尊造像左肩上有一件披帛，也是南亚服饰特征

▲西藏阿里狮泉河博物馆里的“古格银眼”，但据我的判断，这虽然是银眼，但并不是古格银眼。从身上的通肩袈裟U型领口来看，大概率来自克什米尔或者斯瓦特地区，属于犍陀罗晚期造像。

从其双手结禅定印的迦趺坐姿来看，应该是密教五方佛体系中的西方无量寿佛——即阿弥陀佛。

▲这是我写大都会博物馆时候贴过的一张9世纪克什米尔的南方宝生如来，跟上面狮泉河博物馆的“古格银眼”显然出自同一造像体系——宝冠、项链、袈裟、衣领、银眼、火焰纹背光这些特征都一样。

让相距如此遥远的两尊古代造像在我的文章里产生呼应，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网上搜来的“古格银眼”图片，感觉一眼假，磨损和包浆都很不自然（图片来源：网络）

▲其他藏传佛教造像都摆在这个“佛堂”里，粗看了一下没啥特别好的。

另一尊造像则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北齐时期的“法界人中像”（Cosmic Buddha）。“法界人中像”指的是佛像身上雕刻或绘制须弥世界、六道众生、佛传故事等繁复图案的造像。这尊造像头手皆无，甚至连来源都无法确定，令人啧啧称奇的是其袈裟上的浅浮雕，前后左右密不透风地刻满了图案。这些图案组成了佛教中的宇宙观——在肩部附近这一层描绘了天道，有飞天等形象；胸部描绘了佛陀在须弥山的忉利天宫说法，须弥山下双龙缠绕，两侧四臂阿修罗托起日月；腹部、后背直至膝盖，描绘了佛传故事，以及弥勒佛兜率天宫说法、维摩诘与文殊菩萨辩论的场景；最下层则描绘了人道、畜生道、饿鬼道、地狱道的受苦众生。

“法界人中像”本来就很罕见，全世界也只有三十来例，绝大部分都是以绘画形式展现的，这种造像浮雕表现的“法界人中像”更是极为稀有。“法界人中像”源自于《华严经》的法界观，认为法界乃一大缘起，宇宙万法融通，互为缘起，重重无尽……为了让普罗大众更容易理解这种抽象的学说，佛法中就会把毗卢遮那佛（Vairocana，另有音译“卢舍那佛”，意译为“大日如来”）比作三界六道的生成本源——法界即佛，佛即法界。

▲“法界人中像”正面

▲胸口上方是忉利天宫说法图，双肩有飞天、领口有祥云

▲忉利天下方的须弥山，有双龙盘绕，左右两侧的四臂阿修罗分别托举起了日月

▲奔跑的骏马疑似佛传故事中悉达多太子四门出游（也可能是逾城出逃）的佛传故事，下方应该是佛陀涅槃后弟子筑塔纪念，继续传播佛法

▲袈裟下摆刻有六大神王，以及恶道众生受苦场景

▲侧边应该是供养人像

▲“法界人中像”背面

▲弥勒菩萨在兜率天宫说法

▲这个场景可能是在描绘佛陀的最后一次说法，因为背景里有两棵树，通常代表拘尸那罗的“娑罗双树林”，即佛陀涅槃的地方

▲维摩诘经变图，北朝至隋唐反复出现的经典场景。

▲礼佛的供养人像

▲孔雀明王特写

▲维摩诘居士特写

▲新疆库车阿艾石窟的法界人中像壁画（图片来源：网络）

▲新疆和田巴拉瓦斯特佛寺遗址的法界人中像壁画残片（图片来源：网络）

虽说弗利尔在收购文物时以谨慎著称——不收那些来历不明的赃物——但美术馆里还是有不少来自中国的赃物。我在中国造像展厅看到了一大批来自河北响堂山石窟的佛头、造像、浮雕，简直将响堂山的精华石刻汇聚一堂，这种从石窟凿下来的残块显然是赃物。弗利尔美术馆的青铜器收藏也颇为可观，馆内收藏了成套的东周时期晋国侯马风格青铜器，纹饰、造型、铸造工艺都独树一帜；其中有两件狩猎纹青铜器，连我这种不太懂青铜器的人看了都知道有极高的研究价值。这些青铜器其实也都是经历了国内盗掘、卢芹斋收购这样几个环节，最后流入外国收藏家之手。

美术馆对此倒也并未装聋作哑，专门写了一段说明，大意是说弗利尔先生于1919年去世，这批东西是卢芹斋在1921年卖给他们的；当时中国遭逢乱世情况特殊，很多石窟被偷被盗破坏严重……其潜台词无非是想说，这些文物与其流失损毁，倒不如被弗利尔美术馆收藏，反而是对其更好的保护。

▲一次独一无二的考古发现

新田（即今侯马），是晋国在公元前 403 年分裂之前的最后一处都城，也是这座大型铸铜作坊遗址的所在地。1955 年，中国考古工作者在勘察这座古城时，发现了铸铜作坊的建筑基址，随后耗时十年，对遗址进行了细致发掘。除建筑遗存外，考古人员还在这片占地约两英亩的遗址范围内，出土了数万件泥模、陶范残块。迄今为止，没有任何其他考古发现，能像这里一样，为我们揭示如此丰富的中国古代工艺技术与青铜铸造工艺流程信息。

▲山西侯马是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全世界规模最大、技术水平最高的青铜铸造工坊，出土的陶范直接改写了学界对中国古代失蜡法、分块铸造技术的认知，也是晋国霸业手工业实力的直接见证。

▲子乍弄鸟尊，晋国顶级酒器。历经两千多年完全没有生锈，不可思议，可见其掩埋条件极为理想

▲蟠螭纹双耳青铜壶

▲狩猎纹青铜鉴，同样是被封存了两千多年

▲狩猎纹青铜缶

▲狩猎纹细节

▲青铜鎏金龙首车饰，洛阳金村出土的周天子御用器物，代表了东周车马器的最高水平

▲错金银嵌绿松石青铜方壶

▲结合镶嵌了绿松石和孔雀石

▲错金银几何云纹

▲错金云纹青铜豆

▲错金银几何云纹青铜扁壶

▲弗利尔美术馆甚至还有很多上古玉制礼器

据信，这是现存中国最早描绘佛教极乐净土的艺术品。你身旁这件 6 世纪的石刻浮雕，曾装饰于一座中国佛教石窟的入口门楣。这一大型石灰岩雕刻展现的是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净土）：阿弥陀佛右手抬起，施予安抚无畏的手印。画面中央的莲池之中，往生净土的众生从莲花中化生而出。这件浮雕原本正对着石窟的主佛坛，坛上主尊为另一尊阿弥陀佛，周围环绕着诸多天神、菩萨与弟子。左侧的另一块浮雕，刻画了规模更为宏大的诸佛、菩萨集会场景，原本安置于这些神像的上方。公元 6 世纪，中国对阿弥陀佛的信仰、以及往生西方极乐净土的祈愿，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与兴盛。

右侧标题：美术馆最古老的 “常驻藏品”

这两幅巨型浮雕，是查尔斯・朗・弗利尔 1919 年去世后，弗利尔美术馆新馆购入的首批艺术品。在美术馆建筑尚在施工期间，它们就被嵌入了展馆墙体之中，留存至今已超过一个世纪。1921 年，美术馆从古董商卢芹斋（C. T. Loo）手中将其收购，与另外一批响堂山石窟造像一同入藏。20 世纪初，这批造像与众多同类文物一起，从中国原址被盗凿、劫掠外流，其原生石窟遗址也因此遭受了严重的破坏与盗掘。

▲上面介绍提到的西方净土变之一，响堂山被盗石刻之一

▲西方净土变之二，响堂山被盗石刻之二

▲北齐供养人仪仗浮雕，响堂山被盗石刻之三

▲北齐观音菩萨头，响堂山被盗石刻之四

▲北齐的弥勒菩萨背光造像碑，响堂山被盗石刻之五

▲北齐彩绘背光菩萨像，响堂山被盗石刻之六

▲北齐菩萨像，跟宾大的一佛二菩萨立像属于同一套的，响堂山被盗石刻之七

▲北齐菩萨立像，响堂山被盗石刻之八

▲河南巩义石窟弟子头，应该是阿难或迦叶

▲隋唐彩绘佛头，大概率出自龙门石窟

▲唐代彩绘菩萨头，出自龙门石窟

▲唐代十一头观音造像碑，出自龙门石窟

▲造像碑的飞天特写

▲北魏风格立式菩萨石碑，这种形制的造像非常罕见，出处不详

▲初唐时期彩绘石雕佛像，大概率来自河南或河北

▲唐代观音立像，可能出自河北

▲北魏双佛造像碑，出处不详，这种双佛同龛的形式也是北魏造像特色

▲隋代鎏金持莲观音立像

▲初唐鎏金净瓶观音立像

还是那句话，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中国北方的石窟大多开凿于南北朝时期（唐代后期转移到了巴蜀），一千五百年来经历过多次改朝换代的乱世。然而由于古人不认为这些石头有价值，把佛头壁画凿下来也卖不出去，自然就没人费劲儿去破坏。进入20世纪之所以频频发生大规模的破坏性偷盗，正是外国收藏家发现了其价值、愿意出高价收购的结果。

在现代意义的“文物保护”观念出现之前，中国人并不是完全不重视古物，只不过传统上更关注书画，以及金石上附带的文献——比如石窟里的碑刻题记、青铜器上的铭文——以便进行考据，对历史进行“校正”。宋代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所编撰的《金石录》，便是其集大成者。然而古时之人却从不会去注意器型分类、纹饰演变、造像风格，对民间佛教艺术更是无暇顾及。明白了这一逻辑，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广胜寺会为了1600银元就轻易卖掉了壁画，却回绝了22万银元收购《赵城金藏》的要求。

但即便是对文献的重视，也仅限于有识之士。莫高窟的王圆箓王道士在1900年发现了藏经洞之后曾经多次通报敦煌县令、甘肃蕃台，甚至上书慈禧太后，却未能引起重视。兰州的衙门收到过几卷汉字经卷，不知道是读不懂，还是因为那只是常见的佛教经卷，总之兴趣不大；然后又听说经卷总数多达七大车，一想到运送、储存、审读的麻烦，就更不愿意管这个“烂摊子”了。王道士自己一开始也对经卷的价值一无所知，以为是天书符咒，卖给附近村民让他们烧成灰和水吞服，说是可以治病。英国的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法国的伯希和（Paul Eugène Pelliot）得知这一消息却是如获至宝，在1907到1908年间大量收购古代经卷，带回去之后轰动了整个欧洲。王道士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对朝廷的不重视感到心灰意冷，才把这些“没有价值”的经卷给了欧洲人去做研究，他当时觉得这些经卷假如继续留在洞里迟早也会灰飞烟灭。后来他又通过这些西方“顾客”，得知这些破烂经卷“奇货可居”，偷偷私藏起来了一部分。

根据斯坦因在《西域考古图记》（Serind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中的说法，当时他从中国带走文物时，有当地官府开据的许可证，并且一路受到了官兵的保护——想想也是，他先后西域探险四次，光是在莫高窟藏经洞就打包带走了29箱东西，这样的大队人马根本不可能瞒天过海。一方面斯坦因确实对外隐瞒了他带走的是经卷；而另一方面，在当时中国人的观念中，觉得只有古墓里面才可能找到珍贵的古物，敦煌这样的戈壁滩能有啥好东西？所以官方对斯坦因的发掘行为并未严加监督。若不是1909年伯希和向罗振玉、王国维展示了一些敦煌珍本，中国学界对此还懵懂不知。当清朝学部意识到这些经卷的重要性时，距离王道士上报朝廷已经过了将近10年，这才匆忙组织清点抢救。然而最初发现的五万多件经卷文献，只剩下了8757件——所以敦煌古卷的流失，难道我们自己就没有责任吗？

正是由于重视程度、关注角度、研究方法不同，很多中国文物的现代学术研究，反而是欧美甚至日本先完成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西方对中国文物的觊觎和掠夺，直接让我们意识到了一些古物的重要性，并间接影响了我们后来对文物的保护。

▲敦煌古卷的存在，官府其实一早就知道了，只不过没有重视。王道士觉得这么下去，这批经卷早晚弄丢，不如让懂得其价值的欧洲人拿回去研究

▲当时敦煌地区的官员以及民间对斯坦因最担心的其实是盗墓，他们根本不认为壁画是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斯坦因带着几十大箱珍宝离开中国，事实上得到了地方官员的许可，因为当时并没有禁止这样做的相关法令。他先后四次来西域寻宝，前三次都满载而归（1900-1916年期间）；第四次来的时候（1930-1931年），民国政府已经对文物保护立法，结果他只能空手而归。所以“有法可依”很重要，连“法”都没有时候，妄谈什么“非法”？

西方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成果很快就反哺了中国的新一代学者——如梁思成、林徽因等人。正因为梁林先有了在美国留学、欧洲游历的学识眼界，才会花费十多年踏遍十五省，重新发现中华大地上的古建。我后来走访山西的过程中发现，正是梁林对那些古建的背书，让当地干部很早就知道了古建的重要性，使得山西很多地处偏远的古建，早在1961年就被确立为了第一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那些文物和古建“渡劫”时期的保护伞。比方说当时有人要砸毁应县木塔、佛光寺等地的佛像，被当地干部用“国务院保护单位”的名头救了下来。最让我哭笑不得的是，国内仅存的四大唐构之一天台庵，门上挂着的一块“文物古迹保护标志”木牌，竟是“平顺县革命委员会”所立，不许革命群众破坏。

▲这是我走访巴蜀石窟时拍摄的，这种毁坏并非出于盗取，而是单纯为了破坏而破坏，把造像当做“四旧”给清除掉

▲再比如这种也是，像啃苹果皮一样仅仅把造像表层给凿掉——跟这种破坏相比，我倒宁可偷盗者把整尊造像凿下来，起码其信息能够得到保留

▲托林寺登峰造极的泥塑几乎无一幸免，因为破坏泥塑要比破坏石刻容易得多。由是之故，国内留存下来的泥塑、木雕极少，易县三彩罗汉留在国内，是不是也会落得如此下场呢？

▲盗掘流失的文物尚有回归的可能性，因为其信息没有被彻底抹掉；而各种运动中受到的破坏是无法挽回的

▲这是四大唐构之一——天台庵门上的保护牌。即便在十年浩劫期间，假如被认定为“文保”，依然有机会逃过劫难——但认定文保，需要眼界学识。尤其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来说，认定古建则相当困难，普通人哪里分得清村里的破房子只是单纯的破房子还是唐代的破房子？假如没有在美国留学过的梁思成，如今中国的四大唐构能否保存下来真不好说……

▲这是我从《巴蜀石窟》一书中翻拍的，这类情况在当时具有普遍性，绝大多数人都完全不知道文物的价值，革命委员会其实也不懂，但他们认“文保”的牌子。

如果——只是说如果，梁思成当年保护北京古建和城墙的建议被采纳，那么北京将会是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古都和建筑博物馆；而假如从未有过梁林那样在欧美学习过的学者进行调查，中国古建或许遭到更大的破坏亦未可知……

然而历史没有“如果”，说可惜也不可惜，万事万物逃不过成住坏空的规律，无常才是世间的常态。历史长河中能够侥幸留存下来的文物永远都只是沧海一粟，而这“一粟”最终也逃不过灭失的命运。

尾声

匆忙之间，美国研学之旅结束了。不能说遗憾吧，只能说经过了这次“探路”，我已经想好了下次要去其他哪些博物馆——因为一座伊拉克的两河文明遗址，从而萌生来美国的念头；看过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又让我想去山西广胜寺；结果当我去过山西之后，买了十几本参考资料回来学习，发现还有更多地方要去实地探访和考察……

每次我为自己添上一块“知识拼图”的时候，就会发现有更多缺失的拼图需要去寻找。人生也有涯而知无涯，明知这一生的时间和精力有限，我却依然乐此不疲。因为每添上一块拼图，都会使我看到问题乃至看待世界的方式发生变化。尽管如今获取信息极为便利，可别人的文字、图片、视频难免有遗漏、失真之处，非要自己脚踏实地看一看才安心；而仅仅看过仍是不够，还得像这样回来复盘一遍，才能了解许多事物背后曲折的原委。

▲这是伊拉克哈特拉古城的雕像。我很早就知道犍陀罗造像受古希腊雕塑影响，但总觉得这两者不是一个体系。2024年去伊拉克的时候，通过哈特拉古城出土的雕塑，找到了古希腊和犍陀罗之间的“中间态”。哈特拉同时受古希腊和古波斯影响，产生了这种“希腊化的古波斯造像”——或者说“波斯化的希腊造像”

▲这次在大都会，又看到了一枚阿富汗的佛头，无疑跟哈特拉是同一体系的，直接借用了西亚古波斯地区世俗贵族作为佛陀形象

▲再比较阿富汗佛头与这尊标准样式的犍陀罗造像，就会发现两者体系上的相似。犍陀罗造像并不直接源自于古希腊，而是在希腊化的波斯造像基础上，进行了本土化改造

▲而这次又看到一尊3世纪北印度贵霜帝国晚期的造像，是犍陀罗造像在印度本土化的产物（到了热带之后佛像开始不穿衣服了），这一风格成为了中国早期菩萨造像的“蓝本”……研学过程中的发现，就像拼图一样，让我得以把整个亚欧大陆造像体系渐渐拼凑完整。

如今许多人似乎都喜欢用一些非黑即白的逻辑看待世界，因为那是最轻松的认知方式。然而真实的历史乃至世界，很多时候是非曲直并不那么分明——美国的制度是好是坏？流失海外的文物是教人扼腕痛惜还是逃过了一劫？甚至于当年那场破旧立新的文化革命究竟是对是错？这些问题的答案就像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以及当下这个世界一样，并不那么容易说清道明。

或许，这就是旅行的意义所在——它从不提供标准答案，只是不断将复杂、鲜活的世界推到你眼前。美国的浮光掠影、博物馆里的惊鸿一瞥，连同那些关于历史、文物与制度的思考，并不会让一切变得更简单明晰，有时会让某些原本确信的理念变得模糊，有时又会让另一些曾被忽视的脉络骤然清晰……同时留下漫长而无尽的追问。

我相信，下一次出发，必将看到又一个不同的世界。